记得周传雄自己有一句名言：“在这个无情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滥情。”但愿，这不是一个关于无情和滥情的故事。
不愿做“小虎队”的苦命少年.
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不加丝毫渲染地淡淡道来，平静中却体会着别样的辛酸。
他说，由于从小家庭环境不好，家里人并不赞成他的理想，因为觉得艺术家都是死后才成名，生前很苦，所以父母希望他好好念书，认为念理工会比较有前途。就在他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突然与父亲分开，从此不知所踪。有些大男子主义的父亲觉得这是件相当没面子的事，一夜之间头发变白，也弃家远走了。从此他的家庭便破碎了，在不同地方各自念书的兄弟姐妹便开始为了养活自己的打工生活。后来，我曾看见媒体报道，在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的周传雄说，他从来不过中秋节，因为母亲的生日就是中秋，那对他们全家来说，中秋不是团圆，是离散的回忆。
家庭的变故使得周传雄16岁就成了工读生，他要为自己赚学费。他说从妈妈走的那年开始自己便有了危机感：以后怎么办？那使得他比一般人要早熟，但那时的他大概并没有想到，从此这样的危机感总一直贯穿在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中。
年少的周传雄做过很多工作，除了一边上课一边在台湾青年会上班之外，寒暑假更是他打工的好时机，尝试了不同的行业。他曾借哥哥的牌照开过计程车，哥哥开傍晚之后的一段，他开白天。他摆过地摊卖耳环，到工厂批发原材料回来自己做各式各样的耳环，这样一副耳环10元的成本可以卖到100块，居然卖得很好，他笑着说：“净卖给成熟的女性客人。”未成年的周传雄还在餐厅打过工、做过装潢工人、电工的帮工、当过货车的搬货跟车小弟，还当过游泳教练，身材瘦弱的他常常干一些吃重危险的体力活。然而笑谈往事的他说那时让自己经历了很多历练，而且不觉得辛苦，反而开心，因为没人管，赚了钱都是自己花。
在这样的生活中，周传雄同时开始学习了很多乐器，并开始和同学组团做乐队。1987年开始参加校际音乐创作大赛，大赛中他并没有取得很突出的成绩，但是，他说：“那时候大赛要出一张新秀的合集，很奇怪我从小写歌就很商业，我第一首歌就很商业，所以我的歌就做了第一主打歌。”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尘烟》。就是这首歌把他带进唱片业。
经朋友介绍，周传雄进入了当初正欲打造著名的“小虎队”的唱片公司，他笑称成“小虎队”第零代成员。18岁的他在公司开始舞蹈等训练，发现公司要做一个纯偶像的团体，一心想做“实力派”的他觉得“很丢脸，怕被人家笑”，此外他认为组团相互之间协调起来很麻烦，做事不大容易。于是他告别尚未出炉的超级偶像“小虎队”团体，进入另一家唱片公司。
那时的周传雄是个“很麻烦”的新人，一般人觉得有公司签约就是很好的事情，但总觉得做制作比歌手要高的周传雄总是想法和要求要多一些，他在签约的时候要求唱片由自己创作，要求能够学习制作并最终自己制作自己的唱片，在他心目中希望可以有像当时的著名制作人李宗盛、小虫、杨明煌、钮大可等人那样的成就。但到底有公司不嫌周传雄的“麻烦”，接受他的想法和他签约。
年轻的周传雄被定位为斯文、白净的学生歌手，并迅速成为他没料想到的学生偶像歌手，“小刚”的时代开始了。
充满危机感的小刚
“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从上学第一天每个小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下的就是“小刚”。在他要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年龄很大的样子，而且笔画多不容易记，决定让他起艺名，名字起了很多，都不理想，最后还是决定就叫“小刚”。这个名字多少显得另类，却很快让人记住了。
第二张专辑《终于学会》出来的时候，小刚在台湾火了。公司的业务主管来跟他说：“你的唱片卖到断货。”因为有小卖店的老板说，现在谁要能给他一千张小刚的唱片，他就把女儿嫁给那个人。那时周传雄19岁，对此状况毫无概念，公司给他安排一个到台中某百货公司的宣传活动，他坐车过去的时候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交通堵塞，他还在想：“今天谁要来？”还不知这些人都为他而来。他不知道自己走红的程度，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红，只是有了信心，觉得这个歌手可以做下去了。
那时周传雄还在读书，做歌手兼做学生的身份让他很忙碌，每天要考虑怎样协调读书和做歌手的时间，要怎样才不会被学校开除。因为他要做宣传、上节目，每天中午之后他不是忙着请假，有时就是干脆逃课。他的学校在山里，做宣传要赶到城里去，周传雄用自己刚赚的钱买了辆小车子，每天中午一下课就开车往城里赶。在车上他要忙着把一切打理好，于是一面开车，他一面还要化妆、吃饭，以便一到地方马上进录影棚就能录节目。
成功同时让他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同学和老师或以他为荣，或冷眼相对，但他还是很享受成功的快乐。但忙碌和快乐并没有使他产生放弃学业的念头，他觉得把书念完是基本的，而且万一唱片不成功怎么办？他一开始就和老板说好不能逼他休学，老板也支持他的想法，甚至在他旷课比较多的时候，还会帮他去和老师沟通。他似乎总对未来要多一分打算，那是从妈妈离去那一年他被迫学会的。
他说，因为自己走音乐这条路本来也是看不到未来的，仅仅因为是喜欢才选择了这条路。那时他也常常听人说，自己是偶像型的艺人等等，这让他想自己该怎么办？他于是乘自己当红的时候学习制作，这样在唱片不行的时候自己还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音乐，他也想过，万一不行自己还可以到酒吧做一个琴师，了不起就是这样吧！想清楚自己就可以这样走下去。
现实的道路仿佛是专门为他的危机意识准备好的，在周传雄红了三四年，出到第5张唱片《陪着我一直到世界的尽头》的时候，这位有想法的仁兄觉得当时国际流行的世界音乐风很有意思，干脆自己也制作了这样一张风格的唱片，用了很多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而且，为了配合自己专辑的风格，他还将自己专辑的音乐录影带和写真拉到内地西北丝绸之路上拍摄。遗憾的是这样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市场的青睐，唱片销量的大滑给了周传雄进入唱片界以来的第一个打击。世界音乐和中国风在华语乐坛的兴起，是在1997年以后的事情。而周传雄的第一个音乐滑铁卢发生在1994年。
那时候他刚刚从学校毕业，正该踏出社会第一步的时候，这张唱片也是他自己主导制作的第一张唱片，他和一向合作不错的老板因为唱片的不成功闹得不欢，他埋怨老板宣传发行做得不好，老板怪他音乐做得不好，于是一个不愿做，一个不愿发，一年的时间就僵在那里。那是周传雄第一次体会到唱片没得做的可怕，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方向是什么完全不清楚。于是他选择出国，到英国学习语言和考察音乐。一年的冷寂，让他开始成熟冷静。但他没想到，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
“宿敌”张信哲的阴影下的日子
唱片的销量虽然不理想，但这张唱片的制作和他的内地丝路之旅给周传雄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内地的游历，让他看到世界的开阔，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他说这让他自己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他感觉到人快不快乐或是需要什么音乐并不取决于通常人们所附加的那些复杂的条件，而是更本质的感觉。于是，他又开始了别的台湾歌手不会有的前卫举动，决定去内地的云南采风。之前他和唱片公司谈好，自己要做一张世界音乐的唱片，然而采风回来之后，公司却拒绝发行这张专辑，至今，他采集的那些音乐还原封不动地存在手里。他说，自己想法可能是太前卫了，也许直到现在，在台湾想做一张像那样的世界音乐唱片，都还不到时候。那时候，他还一腔热血地认为做音乐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根本不考虑市场，然而唱片公司做一个歌手首要的就是考虑市场。
当时，周传雄与原公司约满，正逢世界著名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EMI唱片正大张旗鼓在台湾铺开战场，茫然不知前途如何的周传雄做了一个如今他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决定，张信哲的经纪人来找他，给他和张信哲都谈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两人同时签约EMI公司。当时有人就提醒他：“你和张信哲那么像，经纪人跟张信哲又那么好，你们一起签约这个公司会不会对你不好？”周传雄说：“这么大的公司，歌手那么多，应该不会吧。”
